禮物

　　中新網1月6日電 新加坡《聯合早報》6日發表文章稱，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主導下，西方各國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經濟結構失衡的道路，在這樣一個複雜的世界經濟環境中，相比較而言，中國有能力在求得自身的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承擔國際責任，去實現世界經濟的再平衡。
　　文章摘編如下：
　　從世界經濟歷史的發展和現狀來看，今天的中國正面臨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，在實現本身可持續發展的同時，帶領發展中國家走出全球經濟結構性失衡的困局，讓全球經濟在激發增量的過程中，平穩達到結構再平衡。
　　為什麼這樣說？首先，現有國際經濟秩序存在著嚴重的結構性失衡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既是這些失衡的必然結果，也使得這些缺陷暴露無遺。西方國家過度消費，政府舉債度日；美國濫用其鑄幣權，導致國際貨幣體系動搖；全球金融體繫系統性風險不斷增高，熱錢到處流竄，導致全球資產泡沫；國際自由貿易秩序，正被區域自貿板塊逐步侵蝕。
　　西方的結構性經濟失衡，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崛起有關。當代新自由主義於上世紀80年代，開始流行於英美國家的撒切爾首相和里根總統時代。開始時焦點在於私有化和政府退出經濟領域。1990年代初冷戰結束之後，新自由主義很快就發展到世界經濟領域，主要是對經濟全球化的理想化，錯誤地認為全球化會形成完美的國際勞動分工，各國可以憑藉其“比較優勢”，來促進無限的經濟發展和財富的積累。“看不見的手”和“比較優勢”是古典經濟學的核心。不過，這兩者都促成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。
　　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主導下，西方各國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經濟結構失衡的道路，主要表現在國內產業格局的失衡、社會性投資與生產性投資的失衡、金融創新與投機的失衡等，而最終則表現為政府和市場之間的失衡。
　　全球化、資本外流、就業不足、過度福利、弱政府等等，所有這些問題是西方經濟結構失衡、經濟和政治失衡的結果。這表明西方的經濟和政治制度，又到了一個改革和轉型的新階段。最近，人們對資本主義的危機討論很多，但在很大程度上，這也是政治危機。到處蔓延的抗議浪潮，只是西方政治危機的其中一個表象。
　　西方沒有能力實現世界經濟的再平衡，非西方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是否能夠實現這個目標呢？對西方的失望，使得很多人把目光轉向發展中國家，包括“金磚國家”(巴西、俄國、印度、南非和中國)。但是，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能力，需要有客觀、冷靜和理性的認識。
　　以“金磚國家”為主體的非西方國家的崛起，的確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新一波全球化過程中，最顯著的國際經濟現象。在過去的20多年時間里，這些國家的經濟取得了高速的發展，在世界經濟的版圖裡占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。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以來，這些國家也成為了世界經濟的新增長點。不難理解，人們開始把世界經濟再平衡的希望放到了這些國家。
　　不過，這些國家還遠遠沒有能力來平衡世界經濟。這裡有很多原因。和西方相比，包括金磚國家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規模和總量還是比較小。儘管在快速增長，但要平衡世界經濟的實際能力，必然受到其客觀經濟規模的制約。除了中國，其他國家的經濟規模遠遠小於西方主要國家。金磚國家中，其他四國經濟的總量相加還沒有中國一國大。金磚國家的總體經濟規模在擴大，也在產生一些外部影響力，但這並不自然轉化成為平衡世界經濟的能力。
　　要平衡世界經濟，必須回到用什麼方式來平衡這個主要問題上來。在這方面，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問題都一樣：即使有實際能力，也缺失有效的工具來拯救世界經濟。
　　這些國家也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，它們各自的經濟本身也同樣避免不了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。這些國家沒有自己主導的“貨幣基金”、“世界銀行”、“美元”或者“歐元”。西方的衰落並不表明非西方國家的自動崛起，因為它們還沒有獨立運作的體制能力和權力。
　　在這樣一個複雜的世界經濟環境中，相比較而言，只有中國有能力在求得自身的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承擔國際責任，去實現世界經濟的再平衡。2008年以來，中國成功地避免了西方危機波及自身。在過去的幾年，不僅自己維持了高速經濟增長，在客觀上也為世界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。
　　儘管西方需要中國，但是只要西方內心消除不了對中國崛起的恐懼，西方所需要的只是中國的支票。自從蘇聯解體之後，中國越來越成為西方所認定的“競爭者”，甚至“敵人”。雖然近年來俄國不斷挑動西方的神經，但很難威脅到西方。
　　中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極其複雜。中國經濟和西方經濟一體化程度已經不低，西方經濟形勢不可避免要影響到中國。再者，國際和平仍然是中國內部可持續發展的前提，能夠對中國構成真正戰略威脅的，也是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，而非其它國家。
　　從這個角度說，中國在戰略上要和西方尤其是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，來維持和平的架構；在經濟方面，中國也要盡可能幫助西方。不過，中國要清醒地意識到，中國不能依靠西方而崛起成為大國；相反，在世界經濟體系中，中國要“自力更生”，努力打拼自己的大國地位。
　　當然，中國應當通過容許和鼓勵西方國家和企業的參與等手段，實現更包容和可持續的發展。(作者為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 鄭永年)　　（原標題：外報文章：中國有能力幫助世界經濟實現再平衡）